军史文苑

宁静致远2012

  36位“中国当代军事家”之由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八一”南昌起义建军以来，在革命的洪流中涌现出了多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统帅，更有许多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在众多将帅中，享有“军事家”称号的仅有36人，可谓凤毛麟角。那么，究竟谁有资格能成为军事家呢？请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军委两次审议确认了36位军事家的名单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过程中，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主持下，有关部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正式确认了33位军事家。1989年11月30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文章——《中央军委确定33位军事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名列其中》，引人关注。文章写道: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徐京跃)在史诗般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涌现出多少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军事家？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军事家”的评语，载入最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分册》。

　　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有8位军事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叶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左权，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彭雪枫、罗炳辉。还有林彪。

宁静致远2012

   
　　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或“中国当代军事家” 的职务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基础上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过程中，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审议，又确定增补3人为军事家: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这样，被称为军事家的共计36人。他们是:

　　毛泽东(1893～1976):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

　　周恩来(1898～1976):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朱德(1886～1976):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元帅，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邓小平(1904～1997):中央军委主席。

　　彭德怀(1898～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

　　刘伯承(1892～1986):中央军委副主席，训练总监部部长，元帅。

　　贺龙(1896～1969):中央军委副主席，元帅。

　　陈毅(1901～1972):中央军委副主席，元帅。

　　罗荣桓(1902～1963):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元帅。

　　徐向前(1901～1990):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

　　聂荣臻(1899～1992):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委主任，元帅。

　　叶剑英(1897～1986)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

　　叶挺(1896～1946):新四军军长。

　　杨尚昆(1907～1998):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主席。

　　李先念(1909～1992):中央军委常委，国家主席。

　　粟裕(1907～1984):总参谋长，大将。

　　徐海东(1900～1970):中央军委委员，大将。

　　黄克诚(1902～1986):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大将。

　　陈赓(1903～1961):副总参谋长，大将。

　　谭政(1966～1988):总政治部主任，大将。

　　萧劲光(1903～1989):海军司令员，大将。

　　张云逸(1892～1974):中央军委委员，大将。

　　罗瑞卿(1906～1978):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大将。

　　王树声(1905～1974):总军械部部长，大将。

　　许光达(1908～1969):装甲兵司令员，大将。

　　许继慎(1901～1931):红一军军长，中共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皖西分会主席，1931年11月在“肃反”中被错杀。

　　蔡申熙(1906～1932):红十五军军长，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1932年10月9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段德昌(1904～1933):湘鄂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红六军军长，1933年5月1日在“肃反”中被错杀。

　　曾中生(1900～1935):红四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于1935年8月被杀害。

　　左权(1905～1942):红一军团参谋长，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战斗中牺牲。

　　彭雪枫(1907～1944):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和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9月11日在指挥作战中牺牲。

　　罗炳辉(1887～1946):红九军团军团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病逝。

　　黄公略(1898～1931):平江起义领导人，红三军军长，1931年9月15日作战中伤重牺牲。

　　方志敏(1899～1935):赣东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8月6日于南昌就义。

　　刘志丹(1903～1936):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936年4月14日在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

　　林彪(1907～1971):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

　　这36位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或“中国当代军事家”。

　

宁静致远2012

“中国当代军事家”的评定是以“大将资格”为基线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是当代军事家的主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以来，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多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统帅，更有许多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仅1955年至196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期间，就有1614位开国元勋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在众多将领中，享有“军事家”称号的只有36人，可谓凤毛麟角。那么，究竟谁有资格能成为军事家呢？这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们不妨对军事家们作一分析。这36位军事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有5人，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两位国家主席杨尚昆、李先念。二是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共20人。也就是说1955年被授予大将以上军衔的20名将帅全部入选(包括林彪)。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献身的高级将领，有11人。

　　可见，十大元帅和十大将是当代军事家的主体，而作为统帅和领袖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当属元帅级人物。1955年评衔时，毛泽东任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是全国人民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在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中居功至伟，是大元帅衔的唯一人选，这也是众望所归。只是由于他本人的意见，大元帅衔最终没有授。而周恩来、邓小平当时则是元帅候选人。元帅军衔的评授条件非常高，1955年2月8日通过的《军官服役条例》中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战争时期，周恩来曾任南昌起义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是百色起义领导人，曾任刘邓大军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两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战略决策等方面功勋彪炳，授予元帅军衔当之无愧。李先念1955年评衔时曾是大将人选，与周、邓一样，都已在政府工作。毛泽东提出已到地方工作的就不评衔了，所以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已在政府任职的原高级将领就没有参加评衔。杨尚昆在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军团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以这样的任职，授大将衔是不成问题的，但他解放后即不担任军职，1955年也没有参加评衔。

　　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11位高级将领中，叶挺将军是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新四军首任军长，仅此两条足以有资格评为元帅。另外10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黄公略是红军初创时期的军长(政委)，方志敏、刘志丹、罗炳辉为土地革命中后期的军团领导，左权、彭雪枫为八路军、新四军师以上高级将领，他们对于创建和领导人民革命武装、指挥军团和兵团作战功勋卓著，比照1955年的评衔条件也都基本够“大将资格”。

　　可见，“中国当代军事家”的评定是以“大将资格”为基线的，这从没有一位上将进入36人名单的事实可以印证。当然，“大将资格”不是唯一标准，不是所有够“大将资格”的都能评为军事家，还要结合其它条件，最主要的是军事实践和实际军职。比如，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几位新四军高级将领，1955年与李先念一样曾被列为大将人选；滕代远、程子华等，按战争时期的军事履历，也够“大将资格”。但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不搞军事工作，而李先念则不同。“九一三”事件后担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7年任中央军委常委，位居军队领导中枢，参与军队和国防建设决策，因而被列入军事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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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位“中国当代军事家”的排名有讲头36位军事家是怎样排名的？根据中国军网公布的军事家名单，是按以下顺序:1.统帅级人物；2.元帅；3.大将；4.牺牲的先烈。

　　毛泽东以其无可争议的地位名列榜首。周恩来是人民军队创建人之一，战争时期任军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对军队和国防建设贡献极大，因而位列次席。朱德是十大元帅之首，长期担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被列入统帅级人物，排在第三位。第四位是邓小平。1955年中央曾考虑给当时的军委委员11人均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位列第七，排在陈毅之后，罗荣桓之前；而在军事家排名中，邓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列为统帅级人物，排在朱德之后，在其他9位元帅之前。

　　十大元帅除朱德、林彪之外的其他元帅排名是按1955年授衔时的顺序，8位元帅依次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叶挺排在元帅之后、大将之前，显然他是被当元帅看待的。如果1955年授衔时叶挺健在，他在元帅中排名肯定比较靠前，但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为了不打乱元帅们的顺序，叶挺排在最后一名元帅叶剑英元帅之后。

　　叶挺之后，是杨尚昆、李先念。李先念如果当年授了大将衔，肯定不能排在粟裕之前。但在军事家中，杨、李二人能排在十大将之前，与他俩都担任过国家主席不无关系。杨尚昆1982年后曾任10年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所以能排在曾任中央军委常委的李先念之前。

　　接下来是十位大将，排名也是按授衔时的顺序: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大将之后是10位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将领(叶挺已列入元帅级)。这10人又分为两部分:前7位是1989年公布的，后3位是1994年增补的。可以看出，这两部分分别按他们牺牲的前后次序排名的，即牺牲的越早排名越靠前。前7位:许继慎(1931年)、蔡申熙(1932年)、段德昌(1933年)、曾中生(1935年)、左权(1942年)、彭雪枫(1944年)、罗炳辉(1946年)；后3位:黄公略(1931年)、方志敏(1935年)、刘志丹(1936年)。黄公略虽然牺牲最早，但因是1994年增补的，所以排在前7位之后。

　　林彪在1955年十大元帅中名列第三，仅次于曾任解放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朱德、彭德怀，只不过林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给放到最后了。不过，他被评定为36位军事家之列，体现了对他的军事才能的客观评价，同时也说明中央军委对他评价的历史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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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上将在新华社刊发的讣告或悼词中也被称为“军事家”

　　除了以上中央军委正式确认的36位军事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去世的开国上将在新华社正式刊发的讣告或悼词中也被称为“军事家”。根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在悼词中被称之为军事家的开国上将有董其武、王震、李达、杨得志、李聚奎、王平、叶飞、陈锡联、张爱萍、杨成武、洪学智等11人。

　　开国中将、1988年上将、国防部长秦基伟(1914～1997)的悼词中也被称为“军事家”。

　　悼词中称为军事家的还有几位“无衔将军”:邵式平、何长工、伍修权、耿飚。这4人按战争时期的资历，1955年可评为上将。但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就离开军队，到中央或地方工作，而没有参加评衔。何长工、伍修权、耿飚后来回到军队，正处于两次军衔制之间，因此被称为“无衔将军”。

　　我军高级将领的悼词是经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定的，是盖棺论定性的权威评价。因此，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当代军事家的范围不仅限于36人。(作者系中国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大校)

　　
来源：《北京日报》

北京摄影网

这个帖子好，学习了很多知识，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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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套统一红军服装的诞生
作者：徐平
2011-02-12 09:53:55 来源：中国军网
        
    红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红军服装是灰色粗布中山装，戴八角帽；缀布质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红军服装，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整个红军部队的统一的军装。
    红军初创时期，没有统一的服装，各起义部队的服装很杂。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扩红”运动的展开，红军队伍迅速扩大，从作战和管理等方面统一服装的必要性也日益明显。1929年3月，长岭寨一战后，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闽西重镇长汀城和周围的农村。当时长汀人口约2万人，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解放长汀后，红四军没收了十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并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借军饷，共筹得5万余元，“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奋”。红四军前委决定给每位指战员4块光洋军饷，同时考虑到红四军自创建以来，“军装”各式各样，相当破旧，急需更换。前委决定利用这些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赶制4000套军装。长汀秘密工会协助红四军后勤供给部购置布匹。当时商店没有灰布，后勤供给部就与染布坊联系，帮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然后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工人和一家专做军装的裁缝厂组织起来，在南门街郑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后来发展成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由于时间紧，数量多，工人少，机器不够用，临时被服厂两班倒，每班8小时，日夜加班赶制，当时共有裁缝师傅20多人、缝纫机12台。军服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进行缝制，然后在军衣的领子上缝上两块红布领章、八角帽前缝上五角星。由于此时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过去红军没有举行过悼念活动，为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红四军前委决定将4000套灰色军衣的红领章上都缀上黑边，表示纪念。这是红军史上惟一的缀有黑边的军装。


1929年红军军装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德将军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在那之前，我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色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定有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我们来说，却真是其好无比了。’”红四军战士穿上新军装，士气大增，在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毛泽东同志曾作演讲，其中说到：红军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陈毅同志则对军服的颜色作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这也是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也有一种说法，红军第一套统一服装是1931年由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设计的。
    红军有了制式军装后，军容更加整齐，队伍更加雄壮了。从此红军军威大振。而那4元光洋的用途，当地流传一个故事：毛泽东、陈毅等人用这些钱，买了糖果、罐头，在汀州的辛耕别墅为朱德、康克清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长汀物产丰富，种棉的不少，后来红军在长汀建立了第一家中华织布厂。这家红军织布厂和红军被服厂一道，为红四军和后来在瑞金的中央政府提供了大量军装和军用棉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十多年后，1965年6月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毛泽东笑着说，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穿起来好神气。罗长子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罗长子大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得陈毅哈哈大笑。陈毅接着说，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了。


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
    红四军换上新军装后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也陆续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1932年以后，各地红军着装的军服基本上趋向一致，主要是灰色的；军帽是八角帽，帽徽为红布五角星；军上衣是立翻领，4个带盖加扣的明兜，领口上缀一副红布领章；下衣是有插手口袋的西装式军裤，打绑腿。
    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红军军服样式虽然逐渐统一，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当时制作军服的材料布匹来源，一是出钱从城里买来的一部分；二是打土豪，经过组织上批准没收其财产，把没收来的衣服和布加以改装，发给部队用。红军服装的颜色多为灰色，但也有不同的颜色，如红二军团的红七师为灰色军服，红八师为青色军服，红九师为蓝色军服。
    1931年12月间，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改编为红军五军团（下属三个军）。中央军委总经理部所属被服厂为其赶制了一百多面旗帜和一批冬装。这时，起义领导人到红军总司令部，提出了把军装改为列宁装的请求，红军总司令部研究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要求总经理部被服科把样品做出来供审定。最后，决定红军军服样式改为套头衫，小翻领，上面两个小口袋，紧口袖的列宁装，要求被服厂立即进行加工，为第二年夏季换装积极做准备。经过艰苦的努力，在1932年春红军攻打漳州时，实现了全军每人发两套列宁装的计划。


红军干部冬服


统一的红军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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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为毛泽东拍摄戎装照的故事
作者：徐平
2011-02-12 09:20:57 来源：中国军网


1936年7月16日斯诺在陕北保安为毛泽东拍摄的戎装照。
从这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红军服装的颜色还不够统一。
    人们都熟悉毛泽东这张穿着红军军装、头带八角红军帽的相片。毛泽东的这张红军戎装照片，是70多年前，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到陕北访问中国工农红军见到毛泽东时拍摄的。
    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已经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开创了全国团结抗日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却拚命封锁我们党和红军取得胜利的消息，制造种种谣言，歪曲事实真相。斯诺为了弄清事实，亲自深入革命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他的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欢迎和信任。1936年7月中旬，斯诺到达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到根据地后，红军特地赠送给他一套灰色军装，他的穿戴和红军战士一模一样，八角幅上还缀有一颗鲜亮的红星。
    7月16日，毛泽东接见了斯诺和马海德，彻夜长谈之后，斯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和马海德一起到西部前线访问彭德怀、徐海东等率领的红军部队。临行前，他俩兴冲冲地到毛泽东的住处去辞行，一跨进院子，斯诺看见毛泽东身穿蓝黑色的军装，站在窑洞门口，在晨光下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面对毛泽东的生动形象，斯诺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敏感，立即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把镜头对准毛泽东说：“主席，让我给你拍张相吧。”毛泽东慨然应允。
    这时，斯诺发现毛泽东未戴军帽，便说，“请你戴上军帽，照个全副戎装。”
    毛泽东用手梳理了一下黑黑的长发，慢悠悠地说：“我的军帽多日不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斯诺坚持要毛泽东戴上军帽，毛泽东只好向警卫员们借军帽，但都太小。斯诺灵机一动，便把自己头上的新军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斯诺对好焦距，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把毛泽东在那艰难岁月里的光辉形象永恒地留了下来。当时，在场目睹这一情景的人中有一位曾赞许地对斯诺说：“你真行！在保安所有的人中，你是唯一能使毛泽东戴上帽子的人。”
    斯诺非常喜爱红军送给他的军装。从1936年7月开始，他兴高采烈地穿着这身军装，在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四个月的采访活动，记下了十多本笔记，拍摄了二十四卷胶片，后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
    1936年10月下旬，斯诺带着拍摄有毛泽东这帧相片在内的一大包访问苏区人民和红军时拍摄的胶片，返回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立即冒着危险到照相馆去冲洗。斯诺夫人取回洗印好的一大包相片后，急切地要斯诺把毛泽东的相片拣出给她看。当她手捧着毛泽东全副红军戎装的照片端详时，欣喜若狂地对斯诺说：“你冒险去苏区所作的一切努力，只为了这张相片也是值得的！”
    斯诺回到北平后，立即写出一系列报道苏区和红军情况的文章，送给英美各国报纸发表。这些报道又迅速用电讯传回中国，并在远东的许多报纸上刊登出来。斯诺把他同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全文连同苏区情况综述交给《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并配发了毛泽东全副红军戎装的大幅照片，立刻轰动了世界。
    1937年春，在北平的东北流亡爱国学生王爱华等人，把斯诺向他们提供的正在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的一些章节和毛泽东关于个人经历等谈话的英文稿赶译成中文，编辑出版了题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斯诺还为该书提供了包括毛泽东的戎装相片在内的30多幅照片。
    1941年2月，由于斯诺第一个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逼迫而离开中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斯诺一直珍存着他为毛泽东拍摄的这张全副戎装照片和红军发给他的那顶八角红军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斯诺始终同情、支持中国革命，在他的祖国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59年，斯诺不得不举家离开美国，迁居瑞士。在他居住的日内瓦湖畔侏罗山林木茂盛的小山坡上的农舍里，客厅的墙上挂着毛泽东全副红军戎装的大幅照片。斯诺家里是很少挂人物肖像的，除了在罗斯福竞选美国总统时，他曾在家门口上贴过罗斯福的照片外，毛泽东是他家所挂的唯一人物照片。
    斯诺安定下来以后，他为那顶珍贵的红军帽特制了一个十分精致的帽盒。这个帽盒三十二厘米见方、十厘米高，是用贵重的红木制成的。盒内衬着紫红色的丝绒。盒中有一个钢质的帽托，使这顶红军帽能够长期保持挺脱的状态。帽盒的盖子分为两层，抽掉外面一层木盖后，里面还有一层玻璃砖制成的内盖，保护着帽子，隔着这层内盖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顶珍贵的红军帽。斯诺在这个精心设计的幅盒里，注入了对毛主席、对中国人民难以言表的真挚的感情。
    斯诺逝世两年后的1975年10月，斯诺夫人把斯诺先生和她保存了三十九年的这顶珍贵的中国红军八角军帽，送给中国，邓颖超同志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高兴地接受了这份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礼品。这顶军帽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宁静致远201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军服
作者：徐平
2011-02-12 10:10:14 来源：中国军网

红军初创时期服装“有啥穿啥，五花八门”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1日成立后，直到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才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于1927年7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1927年8月1日，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共三万余人举行了起义。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8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身着国民革命军军服


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刘伯承
    由于这次起义是由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国民革命军原建制部队起义，起义时部队仍着穿国民革命军的服装。由于“八一”南昌起义时值夏季，参加起义的官兵均穿着国民革命军夏服，即单军衣。为和旧军队区别开来，起义部队人员每人系一根红领巾。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军服沿用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军服样式，上衣为中山装，衣领较宽，胸口袋无褶襞，袋盖中央有尖角，胸口袋上缘是平齐的，位于第二颗钮扣处。军服颜色为青灰色，衣料以棉布为主。在原地方军阀部队所属的非嫡系杂牌军中，北方部队大多数以灰棉布制服为主，即使嫡系部队也有不少穿灰布棉军装的。两广部队(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余汉谋的粤军)穿着土黄色军服，龙云的滇军则是蓝绿色军装。冬装方面，无论以黄埔学生军发展起来的第一集团军还是其他部队（杂牌军），都是以灰色棉布制服为主。所谓的灰色，实际是略带浅蓝色的灰色。官兵均带大檐帽，军官穿长筒靴，士兵打绑腿，穿草鞋或布鞋。国民革命军早期穿用的军鞋非常混乱。正式场合以皮鞋为主，在一般作战和训练中，普遍穿着黑色布鞋和布制软胶鞋。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后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晋军）等部队习惯穿俗称“懒汉鞋”的黑布鞋，但需要用一根布条将鞋子和脚掌捆紧，以防脱落。草鞋那时在部队中也较常见，因为它往往是就地取材，由官兵自己动手编制，虽不美观，却相当实用。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平时穿皮鞋，战时或受阅时则配有皮靴，但大多都是凭个人喜好穿着，并无明文限定。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均在腰间系有皮带。士兵系窄皮带，军官系宽面双孔式皮带，并搭配德式斜背武装带。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大部分由农民自卫军、工农义勇队组成，所以，参加起义的人员穿着各式服装，但统一佩戴红布袖章，以此象征是一支红色的军队。9月上旬，起义部队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4个团:第一团，由武汉政府警卫团和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合编，官兵服装仍是北代军时的灰布军服；第二团，由安源矿工警卫队(是旧军队班底)和醛陵起义农军组成，除连、营以上干部外，都身着旧军服、矿工服或农民服；第三团，由平江、浏阳的农民起义军组成，大都混穿农民各式服装；第四团，是鄂东来的夏斗寅、邱国轩的残部，经崇阳县委联系改编的，穿着仍是旧军服。以上4个团的各级干部多为黄埔生，他们均按国民革命军服装穿着规定，穿黄埔军校军服，黄、灰军服各1套，打绑腿、穿马裤、皮靴，系武装带。
    9月29曰，秋收起义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在此召开了“三湾改编”会议，把只剩700余人的1个师改编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生活平等，军官取消每餐四菜一汤，官兵吃穿一样，这是我军建军史上第一次重大改革。据谭政回忆，“到了三湾的第二天，部队集合，由新任团长介绍毛泽东出来讲话，从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着久未理的长发，身穿一件老百姓的烂棉袄，打双绑腿，穿一双草鞋，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走到部队前面讲话。”这说明“三湾改编”时工农革命军尚没有统一军服，而毛泽东虽末穿军服，但与战士们一样打绑腿，穿草鞋。这表明他已从一般农民服装，开始向工农军队装束上转化。
    大革命失败后，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三大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各地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对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著名的有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起义；杨靖宇等领导的确山起义；唐澍、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吴光浩、潘忠汝、曹学楷、戴克敏等领导的黄麻起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的弋横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王维舟、杨克明、李家俊、李光华等领导的川东起义；刘志丹、唐澍、谢子长领导的渭华起义；贺龙、周逸群、贺锦斋、段德昌等领导的湘鄂边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贺国中等领导的平江起义；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叶季壮等领导的百色起义；赵博生、刘振亚、董振堂、季振同等领导的宁都起义等。当时，各地起义部队都没有统一的军装，有的穿着国民革命军军服，有的穿着工装，有的穿着从家里带来的衣服，颜色和式样五花八门。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宜章农军举行湘南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整编，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并打出了红色的斧头、镰刀军旗，衣服有原国民革命军军服和自备的杂色服装，识别符号用了红领章和红袖带，因此这支部队被民众称为“红军”。毛泽东有诗云：“军曰工农革命，旗号斧头镰刀”。
    1928年4月，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史称“朱毛会师”，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宁静致远2012

八角帽和红五星
作者：徐平
2011-02-12 09:49:05 来源：中国军网


八角帽和红五星，是红军的象征。
    关于红军八角帽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流传较广的至少有五种。
    第一种说法，前面提到过，1929年3月，红四军打下长汀后，赶制了4000套新军装，军服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
    第二种说法，是尹德明设计的。尹德明,1909年7月7日出生于湖南茶陵县火田乡麻芙村。只上过半年学，九岁起跟叔叔学裁缝。三年后出师，凭着超群的手艺获得“尹一剪”的名号。1929年，尹德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编入谭余保（当时湘赣游击队司令员）的游击队。那时游击战士们没有统一的着装，戴的是“老帽”（即当时的学生帽）。1930年2月，当时的湘赣游击队司令员谭余保专门召开军容整肃会议，主要精神就是怎样让队伍成为“正规军”，并将制作标志性制服的任务交给了尹德明。三天内，尹德明从工农革命军有八个纵队，有八角楼等得到启发，很快裁出第一顶红军八角帽，谭余保拿着帽子爱不释手，连声称:“棒！棒！真棒！”两个月后，全县两千多名战士戴上八角帽。一年内，中国工农革命军全部戴上他设计的八角帽。被连队通报表扬的“尹一剪”当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尹德明还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需科长兼服装厂厂长等职务，他先后共参加各种战斗70多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尹德明带着妻子回到家乡，积极参加生产和建设，被评为过生产标兵。后来，他住进了县老干所安享幸福晚年, 享受副市级待遇。
    “打了无数次仗，立了那么多功，可我始终认为，做出第一顶八角帽和管理服装厂是我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尹德明自豪地说。尹德明2005年7月4日逝世，享年94岁。
    第三种说法，是赵品三设计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在红都瑞金成立了红军学校。1932年初，刘伯承调入红校任校长。他到任后，看到在出操或集合时，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学员着装五花八门，队列很不整齐，就把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找来说：“学员的着装太乱了，现在已经立国了，可以有条件制作统一的校服了，听说你多才多艺，还是个能工巧匠，你就负责给设计一套校服吧！”
    赵品三领命后，经仔细琢磨，觉得还是参照苏联红军的军装比较好，衣服采用套头紧口。帽子嘛，考虑布琼尼式的军帽不适合我国南方气候，其他种军帽多是白军的，不便参照。部分学员戴的那种大八角帽帽型太大，不适合于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形。考虑来考虑去，画了许多张草图，觉得还是要采用八角式，以示红军是工农的武装。不过将帽型大大缩小，改变成小八角，这样看起来与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形比较般配。他还找来负责总务的杨至诚给提提意见，杨至诚看了草图后也赞成小八角这种（也有说是杨至诚设计的）。于是，杨至诚买来布料，赵品三剪裁成型。帽子由赵品三自己手工缝制，顶上缀上一颗红五星。衣料叫裁缝依样制作，取回后赵品三在领子上缝上两只红领章，这也是参照苏联红军的样式。衣服制好后，找来学员试穿，穿后觉得紧口套头不方便，也不适合我国南方的气候，于是就又改成开襟敞口，做了几套让学员穿上请刘伯承校长来审定。刘伯承看后非常满意，立即指示杨至诚就照此样子给全校教员、学员每人做一套。
    红校学员的新式军装整齐划一，威武雄壮，很快引起了总部首长和各部队的注意。于是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上了同样制式的小八角帽新式军装。
    第四种说法，红军的八角帽是冯玉祥赠的。冯玉祥在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冯被迫出国“考察”。临行前悄悄将自己原本打算重整旗鼓的数十万套军服全部捐给了红军。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军装，这就是以八角帽为标志的红军军服。
    还有一种说法，红军为何设计八角帽，是当年一名道士提出的：红军要战胜白军，首先在神灵理数上要克制对方，白军军帽上“青天白日”十二角星，红军八角帽加红五星，等于十三角，十三角大于十二角，红克白。（那道士当时就戴顶道士八角帽）
    这么多种说法，到底以哪个为准？应该说，前三种说法都有道理。可以肯定地说，八角帽列宁确实戴过，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戴过，这从照片上都可以看到。因此，实事求是地讲，八角帽不是红军首创，应该是借鉴或仿制的；也不完全是哪一个人设计的。1929年红四军的八角帽和1930年尹德明的八角帽都是大八角帽，1931年赵品三的八角帽是小八角帽。
    至于后两种说法都是民间传说，不足为信。
    但不管怎么说，灰色的八角帽成了红军的特殊标记。据说，有一次红军打了白军一个埋伏。天黑了，红军就都散到沟里、坡上去抓俘虏。红军战士跟敌人混在一起了；天黑，看不清人，怎么抓俘虏呢？唯一可以识别的记号，就是敌人的军帽和红军的不同：敌人的军帽帽檐又短又硬，红军的军帽帽檐长，是软布做的，帽檐边上还撑了一条篾片；因此，红军战士碰到了人就往往拦腰一抱，摸到对方是硬布短帽檐，就把他的枪缴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五星和红领章是红军服装上的主要识别标志。电影《闪闪的红星》有这样一个镜头：潘冬子在竹排上拿出一枚红军留下的红五星，这枚红星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枚65式铝质帽徽。当时是为了拍电影的需要，而现实中红军可没有质量这么好的红星。红军帽子上的红五星，主要是布质的，也有硬纸、油毡、树皮、兽皮等材料制作的。
    1965年6月，我军取消军衔制，全军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和领章，当时被称之为恢复红军老传统。老红军、辽宁军区鞍山军分区副司令员邱大兴在《解放军报》上撰文，回忆起自己当年穿红军服装的激动心情：
    那是一九三三年的初夏，我的家乡——川陕边区万源县正是细雨绵绵的季节。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了：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大竹河乡的一千多名赤卫队员，全部转为正式的中国工农红军了。当时，我只有十四岁，还是个小鬼，被分配在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一个团的司号排当司号员。到达部队的当天，我就领到了一身手缝的灰色军服和一顶八角帽。这身早已向往的军服，虽然穿起来显得过于肥大了些，可这是为穷人办事的革命军队的军服，有什么比它更好看的呢？我高兴极了。
    可是，没过多大工夫，我看到每一位老同志的八角帽上，都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红五角星，神气极了！老同志们说，这红五角星是党的象征，是革命的象征！就连党旗上都有这样的红星呢！可是，这样一颗重要的红星我却没有。没有红星，怎么算得当了正式红军呢？我正暗暗焦急，比我稍大几岁的同班老战士张标启，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粗糙的土纸订成的学习本，从里边取出一颗压得扁扁正正的、用粗红毡剪成的五角星：“喏，送给你。”我激动地双手接过这颗闪光的红五角星，革命的深情、同志的友爱就象烈火暧遍全身。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正灭绝人性地想把我们卡死，对红军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了经济封锁，部队供给十分困难。可是再困难，难不倒红军战士一往直前的革命意志；再困难，红军战士不能不戴革命的红五角星！那时的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连肥皂、牙粉都舍不得用，却把为数极少的津贴费积攒起来，设法买来一点点红布，精心地做成红星帽徽。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有时连红布也买不到，大家就买来些白布，设法涂上一层红颜色，也一定要做成红星帽徽。张标启同志送给我的那颗红五角星，就是他在湖北时趁战斗间隙亲手做成，带在身旁辗转数千里，精心保存下来的。
    这是一颗多么珍贵的红星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端端正正地嵌在八角军帽上。以后，我也学着老同志的样子，每当经过一段风吹雨淋、日晒汗浸的战斗行军之后，就把它轻轻地取下来，重涂上一层鲜红的颜色，晒干、压平，然后再端端正正地嵌在军帽上。这是一颗永不褪色的红星啊！是它，在强大的阶级敌人前后围攻的艰难情况下，给了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勇气！是它，在长征途上爬雪山、过草地那极端困苦的日子里，给了我们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心！
    我戴上第二颗红五角星帽徽，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那是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和毛主席亲自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以后不久，在毛主席的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山城堡一战，消灭敌军万余人。就是在这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颗用几层布粘起来的硬胎红五角星。
    这是一颗象征着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红星！是团结的红星，胜利的红星，革命的红星！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朝着红星走到一起来了！
   
      

红军炊事班准备做饭。照片中红军战士的红五星、红领章清晰可见，但帽子不是八角帽。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老红军、原石家庄高级步校训练部顾问杨光明在一篇《红星在我心中》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当红军时，年龄较小，军衣像件长大褂，直到膝下，但挺精神，别人说我成了个“小大人”。一个穷孩子，由破衣烂衫，换上一身新军服，特别是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内心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老同志告诉我，帽子上的红五星表示五大洲，我们不但要打倒中国的反动派，使全中国的穷苦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还要实现世界大同。当时，这些大道理虽不完全懂，但红军闹翻身、求解放，使穷人不再受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的道理还是明白的。
    在长征最艰难的时期，每天集合继续行军时，都发现有的同志在病、饿、冻中倒下了。但大家只要看到红五星，就勇气百倍、信心倍增。
    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对红五星、红领章特别爱惜，总是保护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攻打剑门关时，我被分配去照顾“彩号”，亲眼看到一位负伤的同志，头上裹满白绷带，手里却紧抓红五星八角帽不放。每逢战友牺牲，我们都会帮他把红五星八角帽端端正正地戴好，以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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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致远2012

抗日战争时期

催人泪下的“换帽子”风波
作者：徐平
2011-02-12 16:51:47 来源：中国军网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这是要干什么？打日本鬼子为啥非得戴国民党军帽，穿国民党军服？吃饭的时候，不少人撅着嘴，有的说：“这不是成了国民党了，打日本鬼子非得服从国民党吗？”“我们打了十年，牺牲了千千万万战友，打来打去向国民党‘投降’了，能说得过去？”一些老战士气得摔碗、摔盘子，有的领到衣帽愤怒地抛在地上，甚至哭了起来……还有人干脆留条离队，“干地方”去了。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风波，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抗战初期穿国民革命军军服、佩带中将领章的周恩来
         面对这些问题，红军进行了普遍深入的统一战线教育，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充分认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全国以至对日作战的重大意义等。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9月2日，贺龙在一二O师誓师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原红一军团参谋长、改编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到八路军随营学校的各个团队，给官兵们将换红星的道理：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左权在红四师改编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动员会上作动员讲话，他说：“同志们，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现在，中国处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大敌当前，我们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事。为了抗日，我们戴个国民党的帽子有什么关系呀，戴了国民党的帽子也改不了咱红军的性质……”
      9月4日，刘伯承在一二九师师部主持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改变后的部队编制序列及各级干部名单。一名干部忍不住站起来问道：“改编后我们不是成了蒋介石的队伍？”另一个干部也说：“战士们想不通怎么办？”
      刘伯承耐心地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是指挥部动我们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妥协，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协议。”“对于现在还没有相同的战士和干部，就要靠在座的同志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6日前必须把弯字转过来，这一点也毫不含糊，9月6日全师召开誓师大会。”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
      宣布完任命书，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脱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 “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同志们，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把嵌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迅速带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下面，我宣布：换帽子！”在刘伯承师长的一声命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带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换完军帽，刘伯承带领全师13000名官兵宣誓：“我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誓师大会总指挥、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此时大雨如倾，人人精神焕发，口号震天，没有畏雨者。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虽然指战员思想上都弄通了，可是在上交原来的军衣和帽徽时，总是不太愉快。有的同志拿着补了又补的旧军衣，恋恋不舍地说：“老伙计，咱们在一起艰苦奋斗多少年，这下子可要分别啦！”所有人都把一直跟随自己的五星八角帽悄悄地珍藏了起来……
    改编后的红军战士怀着抗日必胜的坚强信念，浩浩荡荡地向抗日最前线挺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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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的我军军服
作者：徐平
2011-02-12 17:02:54 来源：中国军网

    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换穿与国民党军队一样的军服，配戴“青天白日”帽徽，曾在部队引起不小的争议。而抗战后期，东北抗日联军却穿上了苏军服装：大沿帽、肩章、长统靴，女军人还穿起了神气的军裙……
服从共同抗日大局，人民军队再着国民革命军服装

红军集会，誓师抗日。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红军将士服装制式基本相同，但颜色尚不统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在抗战形势和民族利益的推动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御外侮，开始第二次合作，并就红军改编问题迅速达成了协议。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共46000余人。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当日，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杀敌。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但此后仍沿称八路军的番号。
    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与皖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下辖4个支队，共10600人。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在抗战之前，国民革命军的上衣以中山装为基本标准，但各个时期均有所不同的变化，上衣的衣领、口袋的式样以及布料的色泽都有所变化。1936年1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陆军服制条例》，将所有军服的制式明文统一。式样统一以后的标准为中山装上衣，衣领较宽，胸口袋无褶襞，袋盖中央有尖角，胸口袋上缘是平齐的，位于第二粒扣子处。其他方面则和以前的军服相同。
    国民革命军的军裤则极其简单，一般采用西裤的样式，正面开口处用三颗扣子固定，正面有两个口袋，臀部则有一个带袋盖的口袋。士兵通常打绑腿，后来的驻印军，虽然全身上下都换装了英美装备，仍然坚持打绑腿。
    军服的颜色，抗战初期夏常服主要以黄绿色为标准色，它是由蒋介石聘请的德国顾问们建议使用的。这种颜色的夏季制服从1931年前后开始直到1942年一直是国民党中央军主要使用的制服颜色。其后才换成土黄色的夏常服。除了黄绿色的军服外，也有部分部队在抗战前后穿着卡其色军服（例如淞沪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军的八十七、八十八师）。而在国民党军队里原地方军阀部队的非嫡系杂牌军中，北方的部队大多数是以灰棉布制服为主，但即使是嫡系部队，也有不少部队穿着灰布棉军装。冬装方面，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部队，都是以灰色棉布制服为主，这种灰色，实际是略带浅蓝色的蓝灰色。
    国民革命军的军帽，由于由于北伐时期的大盖帽不易制作，且不便于实战，在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由一种圆筒形布制军帽所取代，成为部队的制式军帽，该帽是德国军事顾问由中北欧的“滑雪帽”为原型，依据中国人的头型修改而成的，为圆筒式，有帽舌，最大的特点是帽子周边有一层护布，平时折叠起来，天气寒冷时可以放下，保护脸部及后颈部，当收叠时使用两颗扣子固定在正面。一般来说，军帽样式较为统一，唯一区别在于正面固定护布的扣子，有两颗扣子的、一颗扣子的，甚至还有没有扣子的。但《陆军服制条例》颁布后，军帽即趋于统一了。大盖帽在布帽出现后并未完全被取代，很多高级军官还在正式场合中佩戴。
    国民革命军的标识符号，主要有帽徽、领章、胸章、臂章等。军服左上臂有标示师级单位符号的方形布臂章，分为蓝或黄底配上黑色文字的型式，其上印有部队的番号，内多为部队阿拉伯数字番号，如88D（88师）等。
      
八路军总指挥    朱德             八路军副总指挥    彭德怀


115师师长  林彪                 120师师长  贺龙                129师师长  刘伯承



新四军军长  叶挺                  新四军副军长  项英

宁静致远2012

解放战争时期
作者：徐平
2011-02-14 15:24:18 来源：中国军网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基本上是以粗布军服和“小米加步枪”对抗国民党军的美式装备。战争后期，随着条件逐步改善，一些高级干部也穿上了呢子军装……

宁静致远2012

因服装颜色不同引起的误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大本营命令侵华日军于8月25日零时起停止战斗行动。9月2日，位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代表正式向盟军签署投降书。

    抗日战争结束后,八路军、新四军仍沿用原来的番号。在1945年至1947年的这段时期，我军的服装样式与抗日战争时期相同，即中山装式，上衣为4个兜，干部为西式裤，战士为中式裤（以后也改为西式裤）。只是通常不佩戴“八路军”、“新四军”臂章，多在小的标识上做些改动。当时各解放区由于受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虽然军服基本样式大致相同，但在服装用布、颜色、尺寸和工艺技术要求等方面，仍有较大差别。如服装材料大部分地区规定用粗布（土布），但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华中军区，夏服用灰细布（洋布）；晋察冀军区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服装用粗布，营以上干部用细布。在军服尺寸方面，普遍都比较长，尤其是棉上衣更突出，仍然保留了抗日战争时期“二尺半”的老样子。在军服颜色上，各战略区大都规定用土黄色或草绿色，但因染料不能保证，有时也有草灰色、青灰色。如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夏服为草黄色，冬服为灰色。抗日战争后期派往东北的部队与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民主联军依靠解放区的生产能力，生产了东北民主联军军服，从材料到式样都优于其他解放区。进军东北时，70%的军服靠自给，剩下的30%就完全靠战利品和没收敌人的财产。

    我军军服颜色和制作中存在的这些不统一，在全军统一编组野战兵团并进行以运动战为主的大兵团作战时，影响部队整齐划一，也不便于识别。所以，经常出现不同部队出现误认的情况。

    原军事科学院军制部少将研究员刘岩曾讲述过一段战争时期因为身上所穿的军装而引起的历险经历：

    1948年4月，在地方当县委通讯员的刘岩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军装，那一年他16岁。部队发的军装是用洋布（细布）做的上衣，土布（粗布）和洋布做的裤子各一条。1948年6月，徐向前指挥晋察冀部队和晋绥军区部队发起了晋中战役，旨在歼灭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属的部队。

    7月的一天，参军刚三个月，在晋察冀部队当通讯员的刘岩奉命与几个战士一起去太原城东北方向的一个村庄，联络驻扎在那里的晋绥军区的部队。然而，当他们满怀着喜悦的心情，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刘岩：“距哨位100多米的时候，哨兵马上就进入阵地，卧倒，子弹上膛。那个时候哨兵不是一两个兵，是一个排哨。”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会让兄弟部队如此的紧张，以至于如临大敌呢？

    刘岩：“两个战略区部队的服装不一样。我们是黄军装，晋绥部队是灰军装，哨兵发生误会，以为我们是阎锡山的部队，他们穿的也是黄军装。”

    刘岩他们当时所穿的军服，除了帽子上没有青天白日的帽徽外，从式样上看，它和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是一样的。

    面对兄弟部队黑洞洞的枪口和杀机四伏的场景，刘岩他们丝毫不敢有一点动作，很怕误会进一步的加深。而此时的刘岩心里既兴奋又有一些担心。

    刘岩：“我们心里头明白，这是自己的部队，就是怕那边沉不住气开了枪，这个事就麻烦了。我们就喊，‘我们是晋察冀的部队’。后来他们就让派代表过去，说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派个代表过去，讲清楚我们是晋察冀的部队，穿的就是这个服装。并把介绍信给拿出来，看了以后，这才解除了误会。”

    这份独特的历险的经历，一直深藏在刘岩的记忆当中，以至于多年后谈起这段经历，他还感慨不已。

    刘岩：“服装不一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靠各个战略区、靠自己自力更生，全军没有实行统一供应的制度，全军也没办法统一供应。”

    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清风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战役结束后聂荣臻（中坐者）、罗瑞卿（右8）、肖克（右1）、杨得志（右5）、耿飚（右6）等与被俘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左前）交谈。此时我军服与国民党军军服样式基本相同，而且还佩戴国民党帽徽。

宁静致远2012

建国后的军服
50式军服的诞生
作者：徐平
2012-02-10 10:47:45 来源：中国军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建设时期。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
    1949年11月，空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建立。空军、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种。1950年，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和工兵的领导机关相继建立。我军开始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现代军队转变。
    为适应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区司令部为了整饬军风纪军容，明确规定人民解放军服装制式如下：
    人民解放军（包括干部战士）之军服，以本（一九四九）年夏冬所着之单军服及棉军服为标准，其与非军服之主要区别为颜色与式样的不同，军服颜色为草绿色及草黄色，其样式，上身有翻领，前身四个兜带盖，后身无背带，下身为西式裤或马裤。夏帽圆顶软边硬帽檐，冬季为圆顶遮耳硬檐棉帽。着军服者必须衣帽整齐，上下身颜色一致，佩戴军徽胸章。
    但是，建国之初，全军的军服，无论颜色、式样还是用料都不统一。这是由于各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相对独立，作战区域内自然条件、经济条件都不大一致，因此各战略区所属部队的服装也不尽相同，这是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一个明显障碍。于是，中央军委决定尽快统一全军服装，以利于全军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为此，总后勤部组织专门人员对军服制式进行了研究，结合我军实际，提出军服的式样、颜色、用料，并设计了新的帽徽。
    由于当时时间很紧，来不及系统研究，军服式样比较简单。其中，陆军主要是仿效苏联军队的军服式样；海军参考了国民党军队的军服；空军则仿效中山装。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自审定，1950年1月4日，中央军委批准实行新的军服样式，简称50式军服。
    1950年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趁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开会的机会，让华北军区后勤部赶制了十几种服装样式，在中南海春藕斋前厅搞了一个军服陈列展览，请军委和各大军区领导提意见。



50式军服按陆、海、空三军,干部、战士，男军人、女军人，夏服、冬服等区分。
    陆海空三军干部夏服均用棉平布制作，以服装颜色、大檐帽帽徽图饰区分军种。全军干部、海空军战士夏季均戴大檐帽（亦称大沿帽、大盖帽）。陆军干部夏服有两个上挖袋，裤子为西式裤，设有后枪袋。海空军干部夏服有四个挖袋。陆军战士夏服上衣为套头式，半开口，紧袖口，两个上挖袋，扎线腰带。海军战士夏服为水兵服，戴无檐大顶帽（水兵帽）。空军战士的夏服与空军干部夏服基本相同。颜色，陆军为黄绿色，空军为上黄绿下藏蓝色，海军设有上白下蓝和全蓝服两种。全军女军人夏服为连衣裙，立翻领，套头式，前襟上部开口系三粒扣，两个上挖袋，长袖，紧袖口处系一粒扣，中腰有布制腰带，裙子下摆长及膝盖以下，另配短裤。陆、空军连衣裙为全黄绿色，海军连衣裙为全藏蓝色。
    三军干部、战士的冬服样式、用料与夏服相同，配棉帽或皮帽。颜色，陆军为黄绿色，海军为藏蓝色，空军为上黄绿下藏蓝色。全军女军人冬服为列宁服，小翻领，双排十粒扣，紧袖口，西式裤。帽子为大檐帽。服装颜色、用料与所在军种男军人相同。



50式男军服，从右至左：陆军干部呢料夏服，陆军战士夏服，海军干部全蓝夏服。
    50式军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我军军服史上首次设置了礼服这一服装系列。但受当时条件所限，礼服和常服的区别仅限于布料和纽扣的不同，但毕竟为我军服装正规化迈出了第一步。


50式海军军官礼服上衣，注意是铜扣。



50式军大衣分为师以上干部呢料军大衣、棉大衣、皮大衣、舰艇大衣等种类。高级军官呢大衣是苏式的：开关两用大翻领，领子为呢制，有时也佩有皮毛套领，前襟双排12颗纽扣（有铜扣有胶木扣），两个有盖的下挖袋，后身有中腰装饰和两个装饰扣，后下摆大开叉，下摆长及膝下，肩部的垫肩很大。面料有礼服呢、高级大衣呢、粗毛华达呢等。
    棉大衣、皮大衣，样式一般为前襟双排十粒扣，两个下插袋，没有其他装饰，面料有斜纹布（军官）、平布（士兵）、羊皮等等。舰艇大衣实际上就是苏联海军大衣的翻版，样式与高级军官大衣相似，但肩部较低、下摆较短，士兵的为单排扣。



陆、海、空军佩带统一制式的帽徽和胸章。帽徽的式样为镶有金黄色边的红五角星，正中嵌金黄色“八一”字样。胸章为长方形、白布底，四周有红色线条框，正面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黑色字样，背面印有供填写单位、职务、姓名、编号的栏目。
      50式军服是解放后我军第一次正式装备的军服，它是全军统一装备、统一制式、统一标准的军服，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分级别、分军种、分用途装备的军服。

宁静致远2012

55式军服

为什么到1956年还有部队穿50式军服
作者：徐平
2012-02-10 10:35:25 来源：中国军网

    1955年9月27日下午2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周恩来总理分别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
    下午5时，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毛泽东主席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七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当时有三位元帅未能参加授衔授勋典礼：林彪和刘伯承因为有病，正在青岛疗养，第二天由摄影师去那里补拍了他们穿元帅服的镜头；叶剑英受命担任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总导演，正在大连进行准备工作，也未到场。所以参加中南海授衔授勋典礼的元帅只有七位。


毛泽东向朱德授勋


      授予元帅和将官军衔典礼，正式揭开了我军首次军衔制授衔的序幕。接受军衔、勋章的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帅们，都换上了崭新的55式礼服。因此，这一天——9月27日，也是55式军服首次在公开场合正式穿着的一天。
    从1955年10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官兵开始佩带军衔肩章、领章和军兵种勤务符号，并穿着“55式”军衔服装。这年国庆阅兵，受阅部队官兵身着崭新的军衔服装，佩带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与勤务符号和新式帽徽，在天安门前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展示了威武严整的军容，受到海内外人士的注目。
由于55式军服样式直到1955年8月才最后定型，并由北京、石家庄、沈阳、长春、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地的被服厂批量生产。但当时全军总员额有380多万人，要想在当年“十一”之前给全军官兵都换上新装是不可能的。除了国庆节受阅部队，真正在1955年10月1日换发55式军服的只是少数，主要是高级将领、部分校官和驻京部队尉官等。
    根据国防部的命令，1955年驻北京地区的尉以上军官和全军校以上军官均要配戴肩章、领章、军兵种勤务符号，经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批准，驻北京地区的尉官全部换发新式冬服（棉衣），校以上军官配发呢服呢大衣。至1955年12月底，校官呢服的缝制基本上完成；呢大衣除济南军区、新疆军区等少数单位须1956年1月完成任务外，大部分都在1955年12月完成缝制任务。校官常服和驻北京地区尉官常服肩章、领章和军兵种勤务符号在12月底发齐，大衣肩章除昆明军区、西藏军区、总高级步校等单位延迟至1956年2月份发，其他单位于12月底基本发齐。截至1955年底，共计制发了将校冬常服44210套，将校呢大衣44210套，将官常服肩章、领章和军兵种勤务符号1142付、将官大衣肩章792付，校官常服肩章、领章和军兵种勤务符号35633付，校官大衣肩章19562付，尉官常服肩章、领章和军兵种勤务符号360151付。
    除了全军校官和驻京部队尉官，其他部队官兵则分批换发，大部分部队是在第二年（1956年）5月1日换发55式夏服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帽徽、肩章、胸章。注意：和解放军不同的是，帽徽和肩章扣都不带“八一”字样。

身穿55式礼服的共和国将军们在授衔授勋典礼上（前排左起：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

飞鸽

学到了很多知识，感谢老师辛苦啦

宁静致远2012

58式和62式军服
作者：徐平
2012-02-10 10:36:04 来源：中国军网

     针对新式军服存在的一些问题，1958年和1964年，国防部先后发布命令，对55式军衔服装作了部分修改。
        
                       船形帽带来的烦恼
   
      新式服装及肩章、领章、军种、兵种和勤务符号，自1955年实施以来，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广大官兵的拥护。经过两年多的着用，各方面的同志对部分军服和肩章、领章的制式、质料，都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
    当时意见最大的是对士兵船形帽，很多人尤其是士兵们对这种帽子都很反感。一是由于过去美国兵和国民党兵戴船形帽，船形帽和这些兵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子弟兵现在也戴这种帽子，感情上接受不了；二是船形帽的标准戴法是歪戴，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船形帽规定是要向右歪戴的，帽沿距右眉一指宽，距左眉二指宽。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历来是不习惯歪戴帽的，歪戴露出左边半个光头就更加难看。因此在军内外反映非常强烈。战士们不理解：这不是跟国民党兵差不多吗？“你懂个啥，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哩。”干部“训”起战士：“当兵嘛，奉命着装，叫你戴你就戴！”可是，能不戴船形帽时，许多战士还是不戴，好在它属便帽，折起来就能塞进裤袋里，也算合理。



957年5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的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读者，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以个人名义或联名向军报写稿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情，建议改革船形帽。许多同志在来稿来信中表示，他们在解放军报上看到以上文章后，感到是替士兵说出了心眼里的话，十分高兴和赞同。南京部队司令部朱赤大尉来信说：“改革船形帽这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不论在部队和机关里都没听见有人说过船形帽的优点。”他认为：士兵不愿戴船形帽，他们戴上了就显得没精神，还时常发牢骚；群众看不惯船形帽，征兵时不少青年因为怕戴船形帽不愿入伍，影响了兵役工作；士兵不愿戴，军官就批评，也影响了官兵关系。3402部队政治处唐天祥下士说：“为戴船形帽我在部队受过几次处分，为戴船形帽也引起母亲的生气，说我不像个样子，为此我也很难过，我应征入伍服兵役，却没想到为船形帽出乱子。”
    许多同志还批评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们问：原来的“解放帽”人人说好，为什么不戴，偏偏要士兵们去戴这种既不节约，又不实用、美观，更不适合民族习惯的船形帽呢？7058部队舒玉杰、0075部队刘振荣和刘灌、382部队张玉廷等同志都在来信中说：为了我军的荣誉和尊重民族习惯，我们希望和期待领导上考虑改革船形帽，并在1958年让全体士兵戴上“解放帽”或其他更好的军帽。许多士兵们还表示，为了节约，今年发的船形帽仍然要继续戴下去。





1956年10月解放军画报封面士兵戴船形帽
    1957年6月18日，解放军报第230期发表下士任兰品的文章《第一次戴船形帽的遭遇》:
    我看了解放军报最近选登的“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一文后，很受感动。我同意文中的那种说法，也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亲身感受。
    我原是一个小学教师，1956年2月，为了响应祖国征召，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组织上留在本县兵役局工作。同年5月，发了第一套军衣，心里额外高兴，心想：“这下子可行了，穿上也像个战士样啦！”但是，把船形帽拿在手里，却很为难，踌躇了好半天，用很大勇气才戴在头上。因为我想起了过去蒋介石军队学美国兵歪戴船形帽子的丑态和老百姓对他们的恶感，如今这种帽子又戴在自己的头上，岂不叫人恼哉！
    不合乎民族习惯的东西，到底人们看不惯。
    一天上午，我有事去街上，正巧碰上小学生放学。几百儿童，排着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向我走来。因为他们许多都是我的学生，内心不自觉地高兴起来，心想：“这回嘛，小朋友们见了我，不但要叫老师，还叫解放军叔叔哩！”所以很远就想给他们打个招呼。结果不然，那些可爱的少年们一见我，却变成了一群调皮鬼，多远就用一种尖叫、好奇的声音，高声喊着：“牛×帽！牛×帽！……”但当我和他们走得靠近一些时，那种尖锐、好奇、刺耳的喊叫声，突然又转为低沉、惊讶和议论：“怎么，任老师也戴上牛×帽啦！”当时我莫名其妙，心绪也挺乱，没工夫理他们这些，只顾低头往前赶路。这时在大队后边的几位送队的老师，见我面红耳赤、怒气冲冲，就走上前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很亲切、同情地安慰我说：“老任！这些孩子真不懂事，把你弄得这样难为情。老实说，我们也有些看不惯。看！戴上它（船形帽），像什么样子呢！”这话就像一把尖刀刺进我的心，既哭不出，又笑不成，当时若有地缝，也能钻进三尺。



也有些战士觉得船形帽好看，一位署名“丁原”的老战士回忆说：



我是五十年代第一批义务兵，这是1957年我（后排右六）所在部队的无线电员进行培训时留下的合影。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所戴的船形帽，这种帽子我们戴上后感到很神气。然而，有人说，人民子弟兵戴这种帽子，不像是“好人”，老百姓很反感。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帽子只戴了两年多，就换成了解放军帽。
    入伍之初，为了战备需要，战士们都要剃成光头（受伤后容易救治）。战友陈锦华（前排左四）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剃了一个小平头，被指导员发现了，在早点名晚汇报时受到了批评。后来，大家一起做工作，他这才剔掉了小平头，变成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和尚头”。

    可以说，当时对船形帽的反映非常强烈，是继抗战初期“换帽子风波”后我军第二次因军帽引起的重大争议，这是领导机关和设计部门始料不及的。
    船形帽，是在航空兵诞生的时候出现的，更确切地说，是在飞机用于军事目的的时候出现的。 当时大多数的飞行员都是军官。他们是从步兵、骑兵、炮兵等各兵种中选送去学习飞行的。这些兵种的军官帽子通常都是大檐帽。但戴大檐帽飞行不太方便，飞行时迎面吹来的气流会把它从头上刮跑，使脑袋冻坏。另外，通过硬帽檐戴飞行风镜也不方便。因此，最早的一种航空帽是无帽檐的轻便小帽。由于这种帽子的形状，能使气流环绕它平稳地流过。人们把它叫作驾驶员帽或者干脆称为船形帽。后来它被飞行帽所取代。而船形帽作为一种野战帽，在陆军、空军以及潜艇军官人员中仍然沿用。
    为什么外军通用的船形帽，在我军就行不通哪？当初国防部长彭德怀曾说，阅兵方队搞了几个方案，大家一致认为船形帽精神。这句话对最后拍板定船形帽起了很大作用。怎么能说船形帽不适合中国人戴哪？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阅兵方队士兵都是百里挑一，身材好，精神头足，要个有个，要样有样，戴上船形帽自然好看。再说，外军戴船形帽，通常配夹克、皮鞋，衣服料子也好，穿起来就显得精神，如苏军士兵戴船形帽，大多是穿长统靴的。而我军士兵船形帽配散腿裤、胶鞋或布鞋，确实显得不够精神……
    据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船形帽也成了彭老总的一大罪状。林彪指责彭德怀说“你让中国土兵头上戴苏军的船形帽，你想把中国军队都交给赫鲁晓夫啊！”



对55式军服其他方面的意见主要有：
    军官肩章底版太硬，不便于操练，劳动。
    原军官肩章有金黄色，银白色之分。规定军政干部佩戴金黄色军衔，后勤干部和科技等业务干部佩戴银白色军衔。因而出现了“黄牌硬、白牌软”的反映，后勤和科技干部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各级军官和军士、兵的夏常服用料，原规定将军以上用毛哔叽，校官用柞蚕绸，尉官用斜纹布，军士、兵用平布，一是差别大，影响上下级团结；二是不符合我国经济条件。
    军士、兵的常服原为紧袖口，夏季闷热，冬季冻手，广大士兵甚感不便。

宁静致远2012

65式军服的产生
作者：徐平

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实行了十年之久的军衔制。65式军服是取消军衔制后中央军委批准装备的制式服装。装备65式军服，不仅仅是军队建设的需要，还有着更多的政治、经济因素。

    一、军队“减薪定级”与取消军衔制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等重大经济、政治事件。党和国家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发扬光荣传统，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官兵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等级差别，防止修正主义。当时军队树立了个人和集体两个英模典型——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3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题了词，成为全党、全军、全国艰苦奋斗、永不忘本的学习榜样。
      在这一大背景下，为了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1964年中央军委考虑减低军队干部的薪金，同地方干部适当拉平。军委常委开会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这年8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到北戴河向毛主席报告这个事。毛主席听了汇报，把手一挥说：“减！”贺龙同志又请示说：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毛主席立即表示同意：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在这以前，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由于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军衔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而遭到非议。由于军衔制是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又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军事制度的帽子。当时把降低薪金标准，取消军队级别，改定国家行政干部级，简称为“减薪定级”，主要是为了降低军队干部的薪金待遇，与地方干部的薪金水平取齐。“减薪定级”与取消军衔制相辅相成的，出发点都一样。都是为了保持光荣传统，防止修正主义。
      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称：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其理由是：“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显然，这是片面地理解和强调革命化而忽视现代化和正规化的反映。《意见》提出“采取‘名存实亡’的办法，对外暂不公开宣布。大将以下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暂予保留。军衔取消后，外事活动可用职务名称。对内可考虑佩带军种、兵种符号或增加官、兵符号，以示区别。”
     1965年2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确定废除现行的军官薪金制度，取消军龄补助金，与国家行政干部的级别和薪金标准基本取得一致。该决定认为“军队现行的薪金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薪金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已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标准，改革军队的薪金制度。这样做，有利于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有利于促进我军革命化建设，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增强军政、军民之间和军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军队和地方干部的互相交流，有利于促进干部家属积极工作和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对子女的教育和革命接班人的培养”。
    1965年2月18日，国防部正式通知：中央已批准取消军衔制度，正在办理法律手续，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
      二、毛主席赞成“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
　　早在1964年3月，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我军服装样式，根据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指示，成立了全军服装调查研究小组，由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上将兼任组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池明中将、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中将任副组长，吸收驻京单位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同时各军区、军种、兵种以司令部和后勤部为主组成本单位的服装调查研究小组，组织力量深入部队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然后综合研究，提出改进方案，要求于当年8月上报。
    1964年11月23日，总后勤部上报《关于军服问题的报告》，经军委办公会议第二三二次会议讨论原则同意。
    1965年2月13日，贺龙元帅在听取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上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池明中将等人关于军服改革问题汇报时，发表了重要意见，要点如下：
      士兵皮鞋今年已停发，那就不要再发了。有布鞋、解放鞋就很可以了。军官的皮鞋，我主张也不发。
      校官、将军的呢子衣服，以后就不要发，大家都穿布衣服。现有的呢服当便衣穿。就是出席国庆、“五一”观礼，外事活动，也穿布衣服。
    军服的布料，你们提出夏服用斜纹布，冬服用卡叽布，这两种布料都很好，就这样定下。
    军服的颜色，要很好研究。对选用什么棉花、染料和染制方法都要研究，可以找几件美军服装化验一下，看他们用的什么染料？为什么不褪色？解决了这个问题，军服颜色好，战士喜欢，就会爱惜，一件衣服顶一件半穿……
      军服不仅要颜色好，更要注意两条：第一，要结实；第二，要合身，现在上衣太长，，裤子太肥，大衣也太长了，不要那么长、那么大，要有点腰身。衣服短些，穿起来精神，也是个大节省。
      帽徽的穗边宽了一点，五星看不清，把穗边改窄些，把五星放大些，就鲜明了。
      贺龙元帅对于军服改革的核心是节约、实用。这符合当时的大背景。
      根据贺龙元帅的指示精神，1965年3月5日，总后勤部首长办公会议对部队服装问题讨论决定：
      军服布料，按单军服用斜纹布，罩衣用卡其布，报告国家进行生产安排；
      军服的颜色，按四种染料，即蒽草绿、橄榄Ｒ、士林卡其、橄榄绿安排；
      干部和战士的单皮鞋，今年都停发；
      肩章、领章、符号、帽徽和军官腰皮带、大檐帽（除海军的），暂时停止生产；
      此时，取消军衔制已经定下来了。为适应取消军衔制后新的着装要求，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部门提出了修改帽徽、领章和服装的设想，并搞了几个方案。军委常委、办公会议比较倾向于红领章、红五星，恢复老传统。
    1965年4月21日，军委办公会议审定了新的服装方案和由总参谋部代军委起草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样式的请示》的报告。4月24日，《请示》正式上报。《请示》中对我军军衔制和55式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持否定意见：
   “今年以来，部队中广泛传达讨论了军委关于取消军衔制和减薪的决定，广大指战员一致认为，这是我军彻底消除抄袭苏联做法的影响……”
    “军帽分了水兵大顶帽、军官大沿帽、女同志无沿软帽等好几种式样，既不统一又不大众化，对战斗行动也不方便。”
     “帽徽上的红星，由于边镶麦穗，中嵌‘八一’，底衬蓝色，弄得红星一点也不突出了。整个帽徽，花花绿绿，也不够严肃大方。”
    “海、空军领章，不用红色而分别用黑色和蓝色，在群众中早有抵触。陆军的领章虽然用红色，但由黄边，也不能真正显出红的意义。”
    “至于领章上的军、兵种识别符号，更是十分繁琐，既不利于保密，又无实际用处，还每年白白浪费二三十吨铜，实在没有必要。”
    《请示》提出军帽、帽徽、领章改革的原则是：要充分体现“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力求大方、美观、朴素、节约，佩带方便，适合于战斗行动。”呈报的军帽和领章方案为：“陆、海、空军统一戴解放帽，用红色领章，不加边，也不要军种符号。”而对帽徽则提出了几种改革方案：“帽徽由圆形改为五角星，但五角星的图案又有三种设想，一是全红五角星，二是全红五角星带细黄边，三是全红五角星带细黄边、中嵌‘八一’二字。在反复比较之后，大家都认为以第一种设想最好。一颗红五星，非常大方、朴素，突出了鲜红的革命色彩。去掉八一，则不仅可以使红的颜色更加纯正鲜明，而且用红星代表党的领导的意义也更加突出，而对八一的政治意义却并无影响，因为现在军旗、军徽上都还有八一，建军节也是八一，帽徽上不要八一完全可以。”《请示》的结论认为，“这样改，通过帽徽和领章，就可以非常形象地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一颗红星（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面红旗（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之下的我军革命本质和革命传统”。
    1965年4月28日、29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到武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备战计划。毛主席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4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改革帽徽、领章的请示后面批示了两个字:照办。 5月21日，总参谋部发出《关于改革帽徽、领章和服装的通知》：
      军委“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请示”，业经主席批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军一律改佩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士兵超期服役证，亦不再制发。
      二、全军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檐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女裙服亦不再着穿。
      三、海军服装的式样与陆、空军相同，其服装颜色改为深灰色。
      四、原发给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予以废止。原已发给陆、空军校以上军官和仪仗队、文工团、军乐团、体工队、驻外武官、留学生、经常参加外事活动的军人等的毛料军服，仍可着穿（无解放帽者予以换发）。原发给海军的毛料军服，因与新式服装的颜色不同，如何着穿，待另行研究。
      五、全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发给军官的武装带予以废止。
      以上改革，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实行。
      1956年7月解放军男女篮球队于青岛合影。取消军衔制后，照片中的大檐帽、无檐帽、肩章、武装带、裙服、长统靴等全部废止。
      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第九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
      5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第二天，该《决定》刊登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其内容与5月21日总参《通知》基本相同，只是个别语词和顺序略有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本决定，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实行。
      军衔制度取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公安部队所有部队人员，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全红领章。新的帽徽、领章非常大方、朴素，突出了鲜红的革命色彩。帽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领章是革命红旗挂两边，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这种非常鲜明地非常形象地体现了我军的革命本质和光荣传统。
      

宁静致远2012

  三、1965年6月1日后全军陆续换装
      1965年6月1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文章。图为佩带全红帽徽、领章的陆、海、空三军指战员，背后是老红军，寓意为继承革命传统。
     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同时所有军人摘下佩戴了将近10年的55式帽徽、领章和肩章。全军上下无论男女官兵，一律佩戴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将之称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从而体现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6月1日前后，为配合军队换装，《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盛赞红帽徽、红领章：《永远闪光的红星》、《红军的帽徽和领章》、《红色的星徽红色的旗》、《一颗红星头上戴》、《让红星永远放射光辉》、《发扬红军老传统》、《红光闪闪永不褪色》，等等。
      换装后，当时部队官兵对65式军服心情是很复杂的。
      这次换装比较仓促，由于材料筹措和安排生产等原因，海军新式的灰布军装和呢料军装一时还不能到位。因此到1965年6月1日取消军衔后，主要是海军机关及驻京部队和少数大城市的海军官兵换了新式军服，而大多数海军部队仍穿着55式蓝白色海军干部服和水兵服，摘掉军衔领章和水兵方形小肩章，在大檐帽和水兵帽上，缀上红帽徽，军官在原军服上钉上红领章，水兵服没处戴红领章，干脆空着肩膀。
      从1965年10月发冬装时才开始换装，棉衣不换，换外罩衣，皮大衣也不换。10月至11月，海军部队正式着灰军装(冬装)，但只是布料军服，舰艇部队的呢子军服仍发不下来。是年10月26日，海军后勤部专门下发《关于舰艇部队的冬服供应问题》，“接总后勤部通知，舰艇部队的冬季服装，由于材料筹措不及，暂不能投入生产，到明年冬季才能换装，今冬仍着用兰色呢料军服。”1966年4月许多海军部队才发灰色夏装，五一节正式换装；10月换发皮大衣和舰艇部队的呢子军服，海军换装才算基本完成。
      从55式到65式，陆海空三军属海军变化最大。不但取消了大檐帽、武装带、裙服、水兵服，甚至连传统的颜色也变了。当时海军对新军服反响较大，很多海军官兵对取消水兵服和海军特有的蓝白色不满意，尤其是对“海军灰”很反感。据当年海军某基地的老兵回忆：1965年取消军衔的命令一下，海军军服改成什么式样，无人了解，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到后勤部门去打听，后勤也不了解换发什么新军服，过几日海军基地附近的陆军开始换发65式军服，看来就是帽徽换了红五星，领章成了全红色，来不及更换衣服，就在原58军服上加上三点红过渡。大伙推测海军军服和陆军一样就换个三红了事。可没几天下来通知海军军服改成灰色(照红军款式)，还取消了皮鞋等，变陆军了，没呢服和皮鞋了，这一下子海军炸了锅了！后勤通知因新式服装来不及生产，海军还无法换装，现在使用的军服还可穿着，用就用吧，海军还是戴着55式帽徽，在大街上晃了半年。可这半年大伙可都没闲着，第一，是照相。把自己扛过的牌牌星星都翻出来，一个不拉戴上拍一遍，中士借个上尉服或校官服过个瘾拍个照。第二，就是托关系找朋友搞点呢大衣皮鞋等。基地要下面上交55军服，可没几个交的，很多都说家里穷把不用的都捎回家了，就身上这套了交了就算了。后来总算交了几件旧衣交差，上面也佯装不知。基地司令是个老好人，听有人家里穷，穿不暖，就下令给家里困难的，发两件旧大衣。一听这消息大伙都跑去领，没几天旧的发光了，还有不少新大衣(本来是用来换发的)后勤不给，有人就说这军服都取消了还放着干吗？放着给虫吃啊！后来还是上面发话，军官可领新大衣一件，这年冬天海军家属几乎都穿上了呢大衣。新军服来了那个难看哦，穿惯了笔挺蓝呢军服的海军官兵心里不好受，没法子，穿罢。可穿了没几天就传来老百姓对海军服新叫法“灰耗子”，心情就更受打击，星期天上街都穿便服，到几年后有了灰色呢大衣和皮鞋才转好。